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与大英博物馆、牛津大学、山东大学、安徽博物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等合作，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Archaeological and Anthropological Sciences（SSCI一区）上发表以“Reconstructing the trade history: provenance study of Han bronze mirrors in and out of Han China”为题的研究成果。
铜镜在汉王朝本土得到普遍使用的同时，也承载着汉文化，沿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广泛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印度半岛、西伯利亚、中亚等地，是连接欧亚大陆和东亚各国的重要古代实物资料。日本学界自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对日本出土汉镜的铅同位素溯源研究工作，结果表明日本出土西汉镜与东汉镜铅同位素数据差异显著，研究者基于此建立西汉镜使用“华北铅”、东汉镜使用“华南铅”的简化模型。这一模型也多作为分析基础用于探讨中国境内外如长安、新疆、阿富汗、泰国等地出土汉镜的来源。因此，中国出土汉镜是否符合这一简化模型，亟待开展系统性科技考古分析工作。
图1 样品来源分布图
课题组对中国东南地区浙江安吉、安徽寿县、安徽阜阳、福建武夷山（图1）等地出土的共47面汉镜进行了铅同位素比值分析，并对其中采取到金属本体的样品进行主微量元素分析和金相组织结构的观察。综合现有中国不同地区出土汉镜的全部科技分析数据，在统一分期的基础之上对其铅同位素数据分布的时代特征及其与汉镜生产、流通的关系进行探索，在此基础上对汉镜的域外输出进行重新解读。
中国出土汉镜的铅同位素和元素分析结果分别如图2和图3所示。中国出土西汉镜的铅同位素数据既涵盖了JW区域（日本出土西汉镜的数据分布范围），也涵盖了JE区域（日本出土东汉镜的数据分布范围），但本土东汉镜与日本出土东汉镜一致，都分布于JE区域。西汉早期和中晚期铜镜的铅同位素数据分布没有变化，表明整个西汉时期金属铅的来源一直比较稳定（图2）；但中晚期铜镜合金成分和微量元素数据分布相对其他时期更加集中，或可理解为这一时期朝廷“盐铁官营”政策的实施也影响到了铜镜手工业的生产管理。由此亦可解释西汉中晚期输出日本、泰国、阿富汗、匈奴和古滇王国等地的铜镜数据分布范围也基本相同这一现象。同时，上述研究结果也表明，日本出土西汉铜镜仅来自当时中国生产铜镜的部分地区，可能与西汉时期中日交流的特定路线有关。本研究所获成果最为重要的学术意义，是证明了由日本出土汉镜研究获得的简化模型，不可简单应用于中国汉代铜镜的产地研究。
图2 中日汉镜铅同位素比值数据对比图
图3 各地出土汉代铜镜主微量元素数据对比图
本文为中国科大与英国牛津大学多年合作项目Flow of Ancient Metalacross Eurasia(theFLAME）的成果之一。该项目致力于探索横跨欧亚大陆的古代金属资源流通和资源控制等问题，相继在Antiquity等历史、考古学国际刊物发表多篇重要成果。期间，学校科技考古实验室也与牛津大学考古学院联合培养了长孙樱子和王翔两名博士生。
论文第一作者为学校科技考古实验室与英国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联合培养博士生王翔，通讯作者为大英博物馆亚洲部早期中国藏品负责人刘睿良研究员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正耀教授。论文合作者包括牛津大学考古与艺术史研究实验室Mark Pollard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金属稳定同位素地球化学实验室黄方教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范安川副教授、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高军助理研究员、安徽博物院李瑞亮副研究馆员、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士轩副研究馆员、福建闽越王城博物馆华锋林等。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12035017&41473010），国家留学基金委项目（201706340035）以及欧洲研究理事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ERC，101071707）与英国国家与科研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UKRI，EP/X042332/1）协同资助的“骏工程（Horsepower）”项目的支持。
文章链接：https://doi.org/10.1007/s12520-024-02016-2
（科技考古实验室）
